TCGA子宫内膜癌分子分型整合了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组学、基因拷贝数和甲基化数据，将EC分为POLE超突变型（POLE ultramutated，POLEmut）、微卫星高度不稳定型（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MSI-H）、低拷贝数型（copy number low，CNL）、高拷贝数型（copy number high股票配资证券，CNH）4种亚型。此后很多学者对EC分子分型进行了方法学简化及流程优化，提出了TransPORTEC和ProMisE分子分型策略，分子分型也逐步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现如今分子分型已被国内外指南共识所推荐，FIGO 2023新版分期也纳入了分子特征[1]。
四个亚型的预后，对手术和治疗的提示各不相同，FIGO 2025更新和ESGO–ESTRO–ESP子宫内膜癌2025更新都慢慢的对分子检测的重要性提升，分子联合组织学对不同患者进行分型预后。
但目前在应用NGS技术分子分型仍有许多问题：
展开剩余85%01.子宫内膜癌的多重分子特征
在TCGA分子分型方案中，POLE基因突变 、MSI/MLH1沉默以及TP53基因突变在 POLE‑超突变型和MSI‑H型中常存在交叉重叠。虽然大多数子宫内膜癌可以通过使用替代分子分型方案被明确地划分为单一的分子亚型，但仍存在3.0%~11.4%的子宫内膜癌展现出一种以上的分子分型特征，被称为“多重分子特征”子宫内膜癌[2]。
多重分子分类
尽管这些具有复杂分子特征的病例在整体中占比并不高，但它们在治疗决策和预后方面却呈现出显著的不同，对于特定患者群体，如考虑保育治疗的情况，这些特征显得尤为重要。要正确判断分型，首先要明确驱动突变和乘客突变。“驱动”突变在肿瘤发生和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突变能够赋予肿瘤细胞生长和增殖的独特优势，是肿瘤形成的核心驱动力。在一种肿瘤中，仅有少数的基因突变能够赋予肿瘤细胞相对于周围细胞更多的竞争优势，如提高细胞分裂速度、使细胞逃避调亡、摆脱生长负调控机制等，从而推动肿瘤的演进。相比之下，大部分的基因突变都可以被视为“乘客”突变，这些突变通常是在肿瘤演进过程中随机产生的，对肿瘤的生物学特性产生一定影响，但并不直接决定肿瘤的生长，也不具有直接的病理作用[2]。
针对多重分子特征，FIGO 2023的参考建议为:对于POLE合并TP53突变的情况，按照POLE进行分型和分期；对于MSI-H/MMRd合并TP53突变的情况，按照MMRd进行分型和分期；对于POLEmut合并MMRd的情况，目前的数据有限，建议进行林奇综合征的筛查[3]。
ESGO–ESTRO–ESP子宫内膜癌指南参考建议为：若肿瘤同时存在多种分子异常（如POLE突变+MMRd、MMRd+p53abn等），需按基因组驱动因素优先分类：若存在致病性POLE突变，无论是否合并MMRd或p53abn，均归类为 POLEmut。若为MMRd合并p53abn，归类为 MMRd（MMR缺陷为主要驱动因素）[4]。
02.不同检测方法学之间结果不一致
虽然目前PCR+毛细管电泳被公认为是MSI检测的金标准，但相较于CRC，内膜癌样本中MSI经常出现微偏移情况，导致判断难度增加。在多个研究中都有体现内膜癌的MSI不稳定基本是CRC的2-3倍，但内膜癌微小偏移导致判读困难。不同测序平台，增加不同重复数长度的微卫星位点（10、20、30bp），长度越长，偏移越严重，更容易显示微偏移[5,6]。
p53蛋白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和TP53基因突变一致性可达92.1%，临床实践中采用p53蛋白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更易实现，但需注意由此可能导致约15%的TP53突变型患者被分类到NSMP型。对TCGA数据的重分析研究表明，在高达22%的子宫内膜癌中发生了TP53基因的移码突变或无义突变。这些突变不会导致p53蛋白的稳定表达，无法通过IHC检测为p53过表达。移码或无义突变与p53表达缺失关联，可能会被误判为野生型p53[7-9]。
因此针对结果不一致的情况，在确保结果准确的前提下，目前还没有标准处理答案，有研究建议在核查检测结果无误的情况下，进行综合评估。
03.NSMP型患者的异质性问题
NSMP型本身并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分子特征的亚型，而是一堆在当下“无型可分”的样本集合，此型患者存在很大的异质性，需要进一步表征/再分型，有研究表明，中国人群的NSMP型患者比例高达67.64%，明显高于高加索人群[10]。
不同研究中不同分型人群的比例[10,11]
因此，需进一步探索更精准地适合中国子宫内膜癌患者的诊疗方案，进一步细化这一人群的亚型特征。其中Trans PORTEC尝试在现用分子分型系统的基础上引入其他因素（包括L1-CAM表达、LVSI程度、CTNNB1突变）构建整合临床病理和分子分型的风险分级系统，使用该风险系统进行人群分层的前瞻性PORTEC-4a研究正在进行中，今年的初步结果也出来了，结果表明：个体化方案可在维持高局部控制率的同时，避免近一半患者接受辅助放疗；对于不利型患者，提示盆腔外照射可能更合适。
也有联合雌激素受体（ER）状态进一步细分，如ESGO–ESTRO–ESP子宫内膜癌指南将NSMP型根据分级（grade）和雌激素受体（ER）状态进一步细分：G1–2且ER阳性归为较低风险因素；G3和/或ER阴性归为高风险因素[4]。
PORTEC-3 10年随访数据显示：整体差异不显著，但ER阴性亚组（约10%）预后差，可能从化疗中获益[12]。
PORTEC-3中NSMP的数据
PORTEC-3中NSMP组中ER阴性组的数据
04.总结
虽然目前子宫内膜癌分子分型已被多个指南共识推荐，但是不可否认目前的目前的分子分型仍有许多问题，临床使用阶段尚有很多空白领域和问题值得探讨：如分子分型如何指导手术范围的选择；基于分子分型结果应用的免疫、靶向药物能否作为保留生育功能或临床辅助治疗的一线推荐方案等。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前瞻性临床研究试验的开展，子宫内膜癌的精准诊疗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
参考文献
[1] 子宫内膜癌分子分型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
[2] DOI：10.3760/cma.j.cn112151-20240331-00210
[3] Int J Gynaecol Obstet. 2023 Aug;162(2):383-394.
[4] Lancet Oncol. 2025 Aug;26(8):e423-e435.
[5] Cancers (Basel). 2021 May 18;13(10):2434.
[6] Mod Pathol. 2019 May;32(5):650-658.
[7] Int J Gynecol Pathol. 2016 Jul;35(4):289-300.
[8] J Pathol. 2020 Mar;350(3):336-345.
[9] Int J Gynecol Pathol. 2019 Jan;38 Suppl 1(Iss 1 Suppl 1):S123-S131.
[10] Nat Rev Cancer. 2019 Sep;19(9):510-521.
[11] Pathol Res Pract. 2024 Feb:254:155152.
[12] Lancet Oncol. 2025 Sep 5:S1470-2045(25)003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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